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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新业态不可染旧习,两个轮子上的中国却无处安放

    2021-12-02 09:18
    衣公子的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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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衣公子的剑——做爱读的商业评论

    公子按:原文由衣公子和腾讯新闻合作,首发于腾讯深网。一万五千字,写了月余,幸运的话,可以收录在我的新书——一本书写中国产业变迁的拙作。所谓以小见大,缓缓转动的自行车车轮,仿佛一台老式放映机,图景展开是四个时代:国民革新的时代符号、民族工业的理想图腾、新中国的产业画卷,以及新经济的斑斓泡沫。这其中编织出的理想和阴谋、抒情和魔幻、骄傲和耻辱,便是一枚冷眼器物见证的中国。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,这几天单车又有了新故事,公子遂修订重刊,以飨喜欢这个专栏的朋友。

    光绪第一次见到自行车就觉得欢喜,这前后两个轮的玩意儿,经人脚踏,自行往前,竟尔不倒。不过练习骑车之时,光绪辫子不幸卷入后轮,重重摔下,从此也就不骑了。

    咸丰十年,公元1860,英法联军攻占北京,被法国作家维克多·雨果称誉为“理想与艺术的典范”的圆明园遭洗劫一空。当盗贼打开仓库,除了令人垂涎的珍宝,还有一事令人诧异:一个深宫仓库中,藏品竟然来自西方,既有棉纺机、蒸汽机、织布机等工业机器,也有地球仪、望远镜、气压计、天体运行仪等科学仪器,甚至包括迫击炮、榴弹炮、步枪、连发手枪,外加一艘装有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。

    原来就在60多年前的1793年,正值中国皇帝乾隆82岁大寿,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奉国王之命出使中国以期建交。尽管双方就会面礼仪争执不休,但是最终马戛尔尼还是得以面见乾隆,呈上的礼物是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、工业机器和战争武器。

    不过乾隆认为天朝上国应有尽有,他国之物不足为道,不仅拒绝了马戛尔尼的开展贸易的请求,还把这些礼物锁入深宫。它们迅速被灰尘覆盖。马戛尔尼败兴而归,不过建立在这些器物之上的工业革命继续在英国如火如荼地进行。两个古国,走向不同的方向,全世界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也从此易主。

    通州八里桥是入侵者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,几天前,发生在那里的战斗决定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归属。顾命大臣、晚清名将僧格林沁统领最精锐的满蒙骑兵步兵6万,对战英法联军8000。清军以多打少,却遭遇惨败。法军阵亡3人,英军阵亡2人,而对面的满清将领伤亡过半,八里桥失守,北京门户大开。史料显示,带着拱卫京师的使命,大清的精锐骑兵面对英法枪炮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没有意义的冲锋。伴着曾经叱咤欧亚的蒙古骑兵最后的挽歌,北京已经成为侵略者囊中之物。

    沉醉于烧杀劫掠的暴徒忍不住想,假使乾隆对马戛尔尼的礼物多几分上心,至少下发给帝国的能工巧匠任其拆卸研究,一探究竟。60年后自己还会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北京吗?想到这,有几分后怕,更多几分嘲笑。

    慈禧太后携百官西逃,帝国宫殿惨遭劫难,战争过后还要主动求和修好。中国正式进入西方列强所称的“架几门炮就能殖民”的时代。

    经此劫难,朝堂不得不变革图强,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洋务运动正式启动。

    不过,就在光绪被自行车卷了鞭子,重重摔下的同一时间,这场浩浩荡荡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破产了。

    甲午战争,中国惨败撮尔小国日本,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、名震亚洲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说到底,这场以“自强”和“求富”为目标的洋务运动,又开铁厂,又造轮船,但是归根到底只是一场针对西方器物的模仿。中华民族的觉醒需要器物之外更深层次的变革,康有为、梁启超提出的维新变法,得到光绪大力支持。

    维新变法要学的是西方的制度。

    从工业技术,到交通工具,再深入到民众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,自行车是横跨技术到文明的一座桥梁。西方的自行车,卷住了大清皇帝的辫子,同一时间,中国前进方向发生重大转折。小场景在大背景下显得寓意无穷。

    自行车渐入中国,尚局限于很小的范围,在中国坑坑洼洼的道路上,骑车者以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最为多见。中国路况复杂,无论城市还是乡间,自行车走走停停,是最为合适的交通工具。除了这个用途之外,自行车更多的身份是贵族的玩具。

    1922年,末代帝王溥仪大婚,堂弟溥佳送自行车一辆。为此,帝师陈宝琛狠狠训斥了溥佳“皇上是万乘之尊,如果摔坏了,那还了得,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”。他还劝溥仪不要骑。不过,溥仪不仅并没像光绪一样摔伤,反而练了几天就会了,从此沉迷上自行车。

    第二年,紫禁城一场大火,把建福宫及其附近的静怡轩、延春阁、积翠亭、凝辉楼等全部烧光。大清已殁,索性也没有重建,清理完毕后,溥仪在原处开了一个运动场,每日在此打网球、练自行车。不光以每月100元的工资聘请飞车小李三教他,还因为嫌门槛妨碍骑车,拆了多处宫廷的门槛。晚年溥仪重游故宫,对此颇为有感,言道,“这是我的成绩,为了骑自行车,我敢于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”。[1]这当中,末代皇帝的身份、西方器物的属性以及作为某种象征的前人不敢动的门槛,成了值得玩味的意象。

    不过,门槛易动,根弊难除。维新变法失败,康、梁流亡,戊戌六君子受戮,但是维新的精神和理念已成大势所趋。握紧权柄的慈禧太后在多方压力之下,提出宪政,整个就是维新变法的山寨,这是已经行至暮年的清廷最后的挣扎。

    自行车的普及伴随中国变革始终,渐渐从贵族的玩具,变成一般富豪人家玩的起的消费品。富家子弟在贩夫走卒间骑车穿行而过,脸上写满得意。

    尽管囿于车价昂贵、路况欠佳和学骑困难,自行车普及有限,但是其深度进入民众生活的趋势已现。

    自行车的出现,令人得以重新审视遍布上海街头的人力车。进步人士严肃提出“富者坐之,贫者拉之,同为同胞,判若人畜”,不符人道的人力车,逐渐和鸦片、小脚一样,成为中国野蛮落后的重要象征。相比较之下,自行车行驶全靠骑车人双足踏动,没有人道负担。因此,自行车又被称为“自由车”。可见,这两轮工具的意义非凡,推动的不仅仅是器物的进步,更是社会的革新。

    单车的双轮从中国悠悠碾过,贯穿了近代中国的愚昧落后、民族工业的发愤图强、国民精神的推倒重建、市民社会的自行车王国,以及新经济模式的辉煌和丧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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